《紅色賭盤》讀後感:共產黨的「新中國」依然是封建皇權的「舊中國」

 

十九世紀英國學者亨利·梅因在他著名的古代法提出一個觀點:「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,到此處為止,是一個『從身份到契約』的運動。」
簡言之,現代化社會一大特徵就是以「契約」代替「身份」。
過去社會「身份關係」基本上是僵化固定難以流動,皇帝、官紳、士大夫、地主等既得利益者階級幾乎是「完全」壟斷把持國家利益,唯有科舉,或少數機緣,甚至是武裝革命,平民百姓才有機會把握權力。
在民主社會,人民是這個機構的股東,國家領導人、地方首長、各級民意代表,都是由人民選舉產生,如同公司「政治專業經理人」或「政治服務提供者」,我們彼此之間是「契約關係」,任期有限制,時間到了就換人做做看,甚至服務關係期間如果人民不滿意,可以用非暴力不流血的方式請之下台。
梅因簡單明瞭,一句「從身份到契約」就清楚明白判斷一個社會是否為現代社會。
自然以此標準來看,彼岸中國,絕對不是現代化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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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開沈棟所著《紅色賭盤》,不免掩書感慨,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號稱新中國,但骨髓裡依然是封建血液,雖然科技民生成績傲人,但靈魂依然是傳承數千年來皇權思想的「中華帝國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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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上311頁:這些中國領導人對子女是自我傳承的生物種族,他們按不同的人生規則生活,棲息在與常人不同的生存空間,與中國大眾的生活環境相互隔絕。
他們的家是由高牆圍繞,不同大眾同店購物,食品來自特殊的供應渠道,他們乘坐專人駕駛者特殊車牌的轎車在北京路面穿行,在不對普通中國人開放的學校讀書,在特殊設立的醫院有專職醫護人員治療,透過販賣政治關係和權力來尋租致富。
書上324頁:現實表明,共產黨的主要目標是為自詡為革命家的子孫後代服務,這些人才是黨統治的主要受益者,這個階層攫取中國經濟與政治的最高權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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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前飄來濃濃的既視感,如喬治·歐威爾的《動物農莊》諷刺史達林一樣諷刺,說要打倒資本家和地主階級的豬豬們,最終也成為壓迫底層的既得利益者。
網路有句改編尼采用語:「屠龍的勇士終將成為惡龍。」
或許這即是人性,《哈比人:五軍之戰》幹掉惡龍史矛革之後,矮人王子索林哪裡會願意分享權力的寶藏?
不免感慨,當年魯迅對那些生活在黑暗腐朽的舊社會的不覺悟的,精神麻木的人們的一種既同情又憤恨的感情:「哀其不幸,怒其不爭。」
我們在疫情封控期間,親眼見證一個封建皇權的身份社會,基層人民沒有能力保障他們的遷徙、言論、財產、甚至是生命,甚至是家人的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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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身份社會」另外還有另一個特徵,如金庸描寫韋小寶的官場訣竅「瞒上不瞒下」(晚清小說《官場現形記》也有描述)。
所以即便是清廷發起「自強運動」,大肆購買新式裝備武器「船堅炮利」,將官首領留學英美以其「西學為用」,但如果骨髓和靈魂仍然是「封建皇權」,思想依舊是「身份社會」,如同清廷在甲午戰前欣欣向榮,看似能輕易稱霸東亞,但或許清廷君臣自己也沒想到北洋艦隊原來竟然是隻紙老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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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紅色賭盤,309頁:共產教育引導成把世界劃分為不是朋友,便是敵人,所有盟友都是臨時的,所有朋友都可隨手遺棄的。
我們被教導最重要的是贏取勝利,只有吃虧者才是道德上的懦夫。
這就是共產黨從1949年後持續掌權的指導哲學,不擇手段的詭計多端者,可以在中國如魚得水,因為我們生來就學會只要實現結果,可以不擇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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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許不少人對中國故土有所眷戀,或許許多人對目前台灣局勢不滿,或許有許多人無意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,或許有許多人更希望和平勿啟戰端。
身為一個中華民國的台灣人如我也是。
但為了我自身的「民主」,為了我自身的「自由」,或許我願意試試看,願意為了自己身為人民的權力挺身而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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